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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是该数据的准确性并未有充分考证，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对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结果影响显著。
其二，尽管约有 31%的案例强调了水库修建及运行后温室气体排放应囊括在水电站碳足迹评价
中，但鲜有案例系统开展了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评估并将其作为水电碳足迹的一部分。这很可
能是在全球案例中水库型水电站和径流式水电站碳足迹分组统计结果并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的原因。
第三，关于拆除恢复阶段是否应纳入水电碳足迹评估目前尚存争议。已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水坝
拆除后库底淤泥可能形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 ［68］ ，但限于有限的基础数据和潜在的不确定
性，鲜有案例开展了对水坝拆除与库底底泥清理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这也是未来在水利水电工程
项目生命周期碳评价中需要充分考量的。限于项目运营维护和大坝拆除恢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IHA 开发的 G-res Tool 模型中只考虑了 2 个阶段：（1）运营维护阶段中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2）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前期与施工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因此，缺乏统一、明确的系统边界与标准化的
评价方法，仍是当前水电碳足迹评价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3 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评估与水电碳足迹评价的逻辑关系 简单地将水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监测
结果除以水电发电量而获得的数据并不能够直接用于核定水电生产产生的碳排放，更难以支撑未来
水电项目参与碳交易。水库温室气体排放与水电碳足迹在概念上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作为开发利用
水资源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大坝修建与水库蓄水运行通常并不单纯以水电能源生产作为其唯一目
的，还提供了包括防洪抗旱、供水灌溉、旅游航运等多种服务功能，甚至不少重大水利水电工程项
目并不一定以水力发电为首要服务功能，如三峡工程的首要服务功能是防洪。另一方面，一些水利
水电工程项目并不需要通过筑坝蓄水、淹没陆地而实现发电，如径流式电站。因此，水库温室气体
净排放量仅是“某些”水利水电工程生命周期碳足迹的一部分。
此外，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碳足迹评价结果，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其水电能
源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IHA、IEA 均明确提出了要开展“碳分配”以进一步厘清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运
营管理中水电生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世界银行支持下，IHA 所开发的 G-res Tool 中曾提出了
一套基于水库库容的碳分配的方法。该方法按照水库预设的服务功能排序进行“碳分配”，主观性过
强 ［34］ 。水利水电工程的其他社会服务功能（如航运、旅游等）并不依赖于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并
不意味着在生命周期中提高水库航运规模或旅游量，可以减少水电生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Li
等 ［69］ 结合水库调度运行过程中水位、流量和发电量的关系，估算了水库调度中因防洪功能发挥对发
电可能产生的影响，采用替代性方法进行了定量碳分配。尽管如此，对水利水电工程“碳分配”依然
需要更有益的方法和更丰富的实践。

4 对水电行业创新温室气体管理的若干建议与展望

以 2015 年《巴黎协议》为界，如果说 2015 年之前国际水电行业开展水库温室气体研究的主要工作
目标是为了厘清水库温室气体产汇机制以确证水电清洁能源属性，回应国际社会对水库温室气体问
题的担忧与反坝人士认识的质疑；那么在《巴黎协议》之后面向碳中和的背景下，国际水电行业深入
推进水库温室气体研究与水电碳足迹评价的目标则从“防守”转向“进攻”，更精准地核定水电能源生
产的碳排放因子以加快推进水电融入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支撑水电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
更积极的角色。
近年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对三峡水库与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开
展了方法学与监测站网优化、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评估、水电生命周期评价等研究与探索，积极
参与了 UNESCO/IHA、IEA 等实质性国际合作，引导国际同行了解并认可我国大型水库温室气体源汇
特征与机制，科学回应了部分国际组织或个人对我国水电开发的质疑。2021 年 7 月 16 日，我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作为支撑碳达峰与碳中和重要的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充分
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尽管水电行业尚未完全纳入现阶
段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但大力发展水电依然是当下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性价比”最好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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